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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有为是者吗?历史学家茅海建的链
【历史学】 发布时间:08-30

  历史学家茅海建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始自1998年,他称之为“一点点史实查证的工作”。他的查证《戊戌变法史事考》出版后,接下来的工作是给《我史》做注。学界认为,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之际,康有为的这本自传体回忆录有“”之嫌。

  茅海建的想法是:康有为的记录虽未必等同于历史,却是他心迹的流露,“者也有的理由,他为什么要,本身就值得研究”。给《我史》做注的工作从2003年持续到2008年,又是五年。2011年,旨在厘定戊戌变法细节的《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》出版,茅海建的戊戌变法研究进入第13个年头。

  这项工作进行到第十年时,意外发现的“张之洞档案”给茅海建增加了一个新鲜视角:以往关于戊戌变法的叙事大多建基于康、梁留下的“正面”材料,张之洞作为对康、梁不以为意的实权人物,他对戊戌变法的观察评价提供了审视这一事件的“另面”。

  如果以《戊戌变法的另面:“张之洞档案”阅读笔记》成书的2013年计算,茅海建对戊戌变法的研究持续了15年。15年中,茅海建潜心考据,力求重建史实。其间曾有学界前辈善意提醒,“考据不是目的”,但茅海建仍乐此不疲。2018年7月8日,在首都图书馆的一次中,他充分展示了“小学”的魅力:把链做得完整、自洽、细密、牢靠,是何其过瘾的一件事。

  茅海建的题目是《康有为与》。学界成说是:康有为的思想受到影响,其表现一是康氏的“”主张,一是“”思想。茅海建以””之说为支点,挑战该成说。

  经由严复的译介和阐发为中国学人所知,而康、梁对严复在《天演论》中提出的“择种留良”之说是不以为意的,因为《天演论》和康有为的“大同三世说”矛盾,“大同三世说”是高等级的学问,《天演论》是低等级的学说。

  康有为著作中最早出现“进化”二字是1898年春出版的《日本书目志》。《日本书目志》是康有为及其《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》而成,其中绝大多数著作康有为并没有看过。康有为在介绍书目中的《蚕桑》时评价说,因为日本“有改良之论,有进化之方,有验瘟之器,有贮粒之法”,所以桑蚕技术反而较这项技术的原产地中国更为发达。此处“进化”的含义与意义上的进化风马牛不相及。

  康有为第一次比较“正式”地使用“进化”一词是在日本期间。《我史》记载:其女康同薇用二十四史的材料撰写《风俗制度考》,以验“人群进化之理”。对此,茅海建点评道:“我(在这部书中)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、赫胥黎、斯宾塞进化思想痕迹如果一位虚龄15岁的女子,1892年坐在书斋之中,使用二十四史之类的材料,即可以格物”而“致知,那么为时五年的环球考察岂非虚行?严复费时多年的翻译工夫岂非徒劳?我想康有为这里只是借用了一个名词,恰恰证明康此时对的内容并没有真正掌握。”

  康有为所主张的“大同三世说”对历史进步性的解释与大相径庭。他认为,这一学说由孔子创制,口传其,藏于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,以待“后圣”发现,而自己就是这个后圣。

  “庚子勤王”失败之后,康有为在摈榔屿和大吉岭编注群书,系统阐释“大同三世说”,其间多次使用“进化”一词,有时将其当作“进步”的同义语,有时主化的阶梯是从“”到“太平”,再到“大同”。这与及赫胥黎的学说南辕北辙。

  “仔细考察康以上著述102处进化的用法,(我的)突出感受是康的大同三世说并不是所启迪、所催生的。有点类似这个菜已经炒完了,听说胡椒面味道很好,那就加吧。”茅海建在中说,并进而追问:那么“”怎么跟康有为搭?他认为,其肇始者为梁启超。

  1901年底,梁启超在《清议报》发表《南海康先生传》,开明义:“先生之哲学,进化派哲学也”其时,梁启超人在横滨,开始通过日语学习著作,在《南海康先生传》这篇仅用48小时,成文近两万言,以“paint me as I am”为目标的传记中,梁启超用刚学到的知识,将康有为描写成无师自通的“”大家。除“进化派哲学”外,他认为康有为还取法于“派哲学”“主乐派哲学”“社会主义派哲学”。

  后世学人见梁启超这样说,也纷纷信康有为为者,而丝毫没有注意到,同一篇文章中梁启超还赞叹道:“虽然所述者,则皆先生之言,而毫不敢以近日所涉猎西籍,附会缘饰之,以失其真也。此等理想,在今日之欧美,或不足为奇,而吾独怪乎先生未读一西书,而冥心孤往,独辟新境,其规模如此其宏远,其理论如此其精密也,不得不叉手赞叹曰:伟人哉,伟人哉!”

  在完成于1904年年底的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中,梁启超写道:“三世之义立,则以进化之理夫三世之义,自何邵公以来,久暗曶焉,南海之倡此,在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,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。”这段自相矛盾的话充分证明,康、梁所谓“进化”与完全没有干系。

  1904年,康有为在伦敦参观了自然历史博物馆。馆内有和赫胥黎的石像,他终于和被自己附会已久的人物“见了面”。他在《英国游记》里写道:“入门即见、赫胥黎石像,为之欣悦,如见故人。”

  康有为承认,他“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”,但是“穷推物化”,“ 已与暗合,与门人多发之”我推演出的生物发展的规律,与的观点是相合的,我和梁启超已多有表达。“惟我后起,既非剿袭,亦不相师”我虽然晚于、赫胥黎,但我不是抄他们,也不是学他们,因为“东海西海,心同理同,只有契合昭融而已”。进化之说,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早就有,子思“天之生物”,即是赫胥黎的“天演”之说;庄子“程生马”,即是的“物生人”。

  子思“天之生物”原文是:“故天之生物,必因其材而笃焉,故栽者培之,倾者覆之。”庄子“程生马”原文是:“青宁生程,程生马,马生人”虫子生豹子,豹子生马,马生人。

  且不论上说与本意风马牛不相及,者主张的“物竞天择”与康有为向往的“大同世界”也是矛盾的。他在摈榔屿、大吉岭遍注群经期间,在很多地方表达过对“竞争”负面作用的担心。

  1913年,康有为发表《中华救国论》,提出学说重民,法家学说重国 ,“夫重民者仁,重国者义;重民者对内,重国者对外”。对外可以竞争,因“列强竞峙”;对内宜采孔子之道,不搞竞争。

  1923年,鉴于“一战”的惨烈后果,康有为开始认为“天演”“竞争”完全是坏事:“今之新学,自欧美归者,得外国一二学说,辄敢妄议孔子。岂知欧战之后,欧美人于边沁功利之说、克斯黎(注:即赫胥黎)天演优胜劣败之论,行之已极,徒得大战之祸,千余万,财力皆竭”,“ 静观欧洲三百年之文明,只重物质,然所得不过利己、寡廉鲜耻而已”。

  在康有为一生最重要的著作《大同书》中,“进化”与“天演”是的。“进化”一般是正面意思,而“天演”则是负面的:“其妄谬而有一知半解如者,则创天演之说,以为天之使然,导人以竞争为。于是竞争为古今世界公共之至恶物者,遂揭日月而行,贤者皆奉之而不耻。于是全地莽莽,皆为铁血,此其大于洪水甚矣!”

  写作《大同书》时候,康有为已不像阐释“大同三世说”时那样,强调他所阐释的学说实为孔子的创造。他在《大同书》中,到大同世,教、都将,就算孔子的“三世说”也将,正所谓既已过河,舟筏无用。全世界的学说将只剩“仙学”和,“下智为仙学,上智为”。仙、佛之后,比它们更高级的是“天游之说”。康有为办了学校,专门教授此说。

  “这样的人放弃也常自然的。”茅海建在最后说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