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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大规模性:理解3000年中国的枢纽
【历史学】 发布时间:08-30

  最近几年,中国兴起了历史热。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从各种视角重写中国史的著作,既有国人的著作,也有译著;既有传统式的史学著述,也有跨学科的历史研究,并且往往都出人意料地大卖。

  实际上,历史热这种现象界上屡见不鲜。揆诸世界历史,一个迅猛崛起的大国,其崛起本身会造成所处体系的深刻变迁,过去所习惯的参照系不再起作用,基于该参照系所设定的国家目标也会失效;于是,它无法再说清自己是谁、自己想要什么、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,往往会陷入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。

  当下中国同样表达着对新的历史叙事的渴求。简单来说,就是要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,回答“何谓中国”这一问题。这种新的历史叙事,直观上呈现为对过去的重述,实际上是在勾勒未来的方向;换言之,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,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。在这个意义上,历史学也是未来学。

  要构建新的历史叙事,首先需要理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。中国历史最根本的特殊性在哪里呢?《枢纽——3000年的中国》认为,它体现在两点上: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,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。这两点以一种人们经常意识不到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,几乎中国历史的所有运动逻辑,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所有切入点,都在里面了。

  所谓轴心文明,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原生性文明。中华文明自然也是其中之一。轴心文明的特征在于绝不自囿于一族一地,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。很多轴心文明在历史进程中都了自己的载体,但东亚的轴心文明却一直有中国作为其载体,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历史效应。这种差异,从根本上来说,是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。它首先体现在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与财富上,其规模达到如此程度,以至于在第一个千禧年过后,朝廷(中央)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资源超过了任何地方性的能力,此后中国再无长时期的现象出现,于是就有了国人经常说的“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”。

  一个庞大体的维持,与轴心文明的存续,是两个的逻辑,并不能相互解释,但是相互有需求。这个文明在其覆盖区域内始终以一个独大强国作为其载体,该强国则始终可以将该文明作为自己的身份识别标志。而没有这种超大规模,独大强国就很难持续存在,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地方强国,便不会以轴心文明作为自己的根本身份标志,以免混同于其他国家。

 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呈现为一个多元体系的运动过程。这个体系包含着中原、草原、海洋、西域、高原等几种主要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区域,各区域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、相互塑造的关系,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。从商、周之际的封建制度为汉、唐之间的豪族社会,再到宋、清之间的古代平民社会,经过几轮的反复演化,这个多元共生体系最终落实为大清帝国,汉满蒙回藏等多元主体都被纳入统一的帝国之中。

  就物质层面而言,在内部均衡带来的和平红利下,中国人口过度繁衍,劳动力变得廉价,使得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无法出现,中国因此无法内生性地发展起工业经济;而不能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,便无法吸纳过剩人口。中国于是锁死在一种低水平状态上,有学者称之为“内卷化”。中国因此便有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,因人口过剩导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乱循环,可能会反复上演,这种循环无此前的历史那样,带来社会的结构性演化,而只是无变化的重复。

  就层面而言,朝廷能够从这个超大规模人口的社会中汲取到如此多的资源,以至于社会已不再拥有对于朝廷的制衡力量,轴心文明对其信徒所承诺的,也将在下逐渐落空,轴心文明的内核有可能逐渐枯萎。

  除非有外部资源注入,才可能突破这两重困境。因此,在内外压力的综合作用下,中国加入世界秩序,了现代转型的道。

  中国的超大规模过剩人口,只有在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,才会导向“内卷化”的结果,一旦加入的世界经济体系,反倒会成为竞争优势。但是,想要把这种优势真正出来,中国必须先完成整合。这同样与中国的超大规模相关。

  中小规模的国家,仅仅靠外部世界的经济拉动,便可被整体拉动起来;中国倘若只靠外部拉动,仅会被局部性拉动起来,也就是诸如上海、广州之类的口岸地区。它们和纽约、伦敦的联系,会远远大于它们与几百里之外中国乡村的联系。这是19世纪后期、20世纪前中期的社会现实。它们与那些无法被拉动的庞大乡村,会形成深深的撕裂;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,一定会导致剧烈的内在冲突,乃至于内战,从而毁掉局部的发展。

  要实现整合,是绕不开的选项;的代价巨大,但超大规模国家要实现现代转型,几乎无法避免。这就有了20世纪中国跌宕起伏的历程。实现了整合的中国,在进入的世界经济体系后,其超大规模人口终于焕发出巨大的力量,成为成就了难以想象的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,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经贸结构,影响了全球秩序、经济秩序乃至社会秩序。

  正是在这个阶段,我们过往的许多资源,在解释这种新的格局时失效了;我们过往用来理解自身与世界所依凭的参照系,因中国的崛起而发生了巨大变化,也失效了。因此,重述中国的历史、重构我们的史观,才能让我们获得自觉,把握住这一切过程的深刻历史涵义,进而构想更加可期的未来。

  新的历史叙述,必须能够在空间意义上,发现中原与非中原地区的内在一致性,以及中国与世界的深刻联系;在时间意义上,发现古代历史与近现代历史在现象学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。如此,中华民族的潜力才能真正获得,并通往建设性的方向。

  现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构成要素,分别是海洋秩序、秩序,以及海陆中介/枢纽秩序。中国内在地包含海陆等多种要素,因此得以同时嵌入海洋秩序与秩序之中,作为枢纽,将人类联为一体。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真实体现,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责任担当。

  笔者深知,《枢纽——3000年的中国》的写作很可能是一个过于大胆的尝试,因此不敢期待书中建构的历史叙述框架能够足够多的人。唯愿其中所论或有些许价值,能够激起一定的讨论,以使我们民族对于自身的历史处境形成更清晰的自觉。